2017年9月3日，《三明日报》A3版理论与实践以“浅析社区警务工作中标准地址二维码的多维价值”为题对标准地址二维码工作进行了报道。原文转载如下：　　

标准地址二维码是公安机关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通过信息数据载体，将传统社区警务工作模式与“互联网+”相结合，以增强便民服务和打击犯罪行为效度的警务工作载体。2017年2月9日省公安厅印发《全省公安机关标准地址二维码管理工作实施方案》，2017年2月10日，三明市开始全面落实该方案。截至7月26日，三明全市启用门牌560463个，停用旧门牌81595个，共审核门牌数656645个，地址清理率达99.99%，已安装门牌53987个，人员登记（房屋访查）率为73.36%。各地在“双实”（实有房屋、实有人口）访查、门牌换发过程中发现查处违法案件608起，抓获在逃人员54名，查获重点物品103件,发现“牵挂你”走失人员8人。在落实该方案的起始阶段，“标准地址二维码”的多维价值已初步凸显，因此，深入挖掘和总结该项目的存在价值是我们全面认识把握和推广“标准地址二维码”的必然前提。　　   

  一、定位价值：实现打防工作中的精准定位。通过建立标准地址二维码，建立标准地址库，利用普及率较高的智能手机通过互联网，准确定位每一房屋（现场）的具体地理位置，将有效实现标准地址二维码的位置导航、警情通报、安全防范宣传和一键报警求助等社会化、便民化应用功能。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效应”那样，当一座建筑的窗户在破损后未得到及时修复或妥善地处理，那么就可能存在潜在的消极示范和纵容效应，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在信息化的警务实践工作中，利用标准地址二维码所具有的精准定位功能精准定位现场，从而使警力快速到达，意义可见一斑。第一，由于其高密度、多元化的信息存储量，为社区警务的安全预防工作提供综合性的数据分析平台。随着现代犯罪形式的翻新和变化，传统的警务策略也从实体防控升级为实体防控与虚拟防控，即与信息平台的检测、预警相结合，逐步实现警务工作中的以问题导向为抓手点转变为以情报导向为重点，形成了辖区安全防范工作的系统化。标准地址二维码正是实现这一系统化工作的具体表征，它相较于传统门牌而言不仅拓展了地址信息可收藏、可分发、可关注等功能，还提升了分角色、定制式为目标地址的信息查询、通知通报、地点导航、报警求救等。社区警务人员通过信息终端对所在辖区标准地址二维码所传送的数据进行日常维护和定性、定量分析，能精准排查安全隐患，同步推进了警力下沉，警务前移。第二，由于其普及性和数据编号的唯一性，可以为社区警务的严打工作提供快速、有效的定位引导。在以往的传统门牌管理中，门牌信息、定位与社区警务工作之间的关联度原本就弱，随着城市建设中街道改造、房屋拆迁等带来的门牌更换、丢失、门牌信息错位、管理混乱等问题，碎片化的盲区越发突出，尤其是在危机场合中的紧急救援或阻止恶行过程中，门牌地址的定位真空或信息错位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而标准地址二维码则使得在危机场合，所有手机用户均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门牌以实现精准定位和一键报警，有效破解以往打防工作中，报警人员对救援地址表达不清，警务人员对房屋情况不明等矛盾。　　

  二、管理价值：提升对户政信息的管理效率。标准地址二维码的普及，有效缓解了以往社区警务由于日常管理依附实地走访、现场办理而导致的信息残缺、闭塞、分散等问题。尤其是户政信息的运用管理中，标准地址二维码的普及为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警务人员之间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大大促进居民配合社区警务人员完善户政管理工作的能动性，有效提高了社区警务人员的公共服务效率。首先，标准地址二维码推进了户政信息的集约化管理。户政管理是社区警务工作中最为基础的工作，社区警务人员在以往的业务办理以及户籍管理中，虽然已借助了电脑数据等信息化方式，但警员走访、实地办理、纸质形式留存信息等依然停留在传统粗放式的警务工作模式。标准地址二维码推进了社区警务工作的集约化过程，改变了以往户政工作中的时空限制，缓解了因定时定点办理所带来的工作庞杂和警力不足等问题，有效推进了户政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标准地址二维码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智能终端识读载体，通过手机等终端扫描门牌上的二维码，能够将线下需求与线上应用快捷地连接起来。更为关键的是，二维码门牌对接的是福建省统一标准地址库，群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类便民服务。其次，标准地址二维码促进了户政工作扁平化管理。标准地址二维码为居民与社区警务人员提供电子化的对话交流平台，增强了居民配合户政管理的自由度和自觉性，初步实现了户政工作的扁平化。在以往的户政工作中，警务人员与居民之间表现为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户政信息的存在仅是社区警务的管理工具，而非便民服务的中介。标准地址二维码的设置，改变了以往以“管”为主的工作状态，转而变成以“助”为先。所谓“助”，即：“还权于民”，也就是说社区居民自身有权通过二维码的信息平台发布、咨询、交流相关信息。同时，也将实现标准地址二维码所囊括的信息与相关警务公众号，如“福建治安便民”所设立的功能相对接，以此实现户政信息的有效整合以及多类信息平台便民价值的相生相长。并且此类工作均可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完成，在极大增强群众使用效率的同时也拓展了户政信息的传送来源，以增强户政信息管理的实效性。而在此过程中，社区警务工作人员通过协调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帮助、辅助居民完成户政信息的完善与交流以及数据的终端维护，不仅摆脱了户政业务办理中的时间和地域限制，还增强居民自我管理的自由度、自觉性。第三，标准地址二维码增强了户政工作的分层化管理。标准地址二维码的户政管理价值不仅体现在地址信息科学管理与应用，还延及与房屋地址相关人员的分类管理，包括普通人员和重点人员两个层次。对重点人员的管控，既是社会治安管理的重要控制手段，又是预防违法犯罪的便捷措施，还是公共安全的重要信息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有关规定，房屋出租人的治安责任包括“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是外来暂住人员的，应当带领其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户口登记，并办理暂住证。”但囿于办理程序的繁琐以及部分居民法律意识的松弛，导致该项法律的追责能力极弱，以致出现警务人员对重点人群监管的普遍滞后。标准地址二维码的普及将弥补这一法律的悬置，便利的申报条件以及及时、精准的数据查询将倒逼户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条例完成对所有权房屋的管理，以增强社区所在人员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三、普法价值：增强法律知识在群众中的有效普及。标准地址二维码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对社区居民的定位、管理，还起到积极动员和传播知识的价值。英国艾克赛特警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阿德森在他的社区警务理论中提出的“警察工作不只是控制坏人，而且要动员好人”。其中，法律知识的普及就是动员好人的有效途径之一。“警察工作具有一种政治功能，警察既是政府的法律代表，同时也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人有权利要求警察提供服务，警察也有权利要求公众实现他们对国家的契约，这样才符合所有人最大的利益。”　　

  在以往的普法动员活动中，多以分发宣传单、制作宣传展板、举办现场咨询等法律讲解为常见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虽推进了居民学法、懂法、守法，但此类宣传，无论是宣传的辐射面、宣传时间的连续性还是所宣传法律知识的存储性都较为局限，且易导致法律宣传工作流于警务人员的苍白呐喊以及法律知识在群众中的闲置。显而易见，标准地址二维码的普及，一方面解决了以往因普法不全面而导致的追责无据的被动状态。另一方面，标准地址二维码所推进的电子化的业务办理还将有效避免熟人社会中办事找人，法律权威真空的状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　　

  综上所述，标准地址二维码是在信息化时代，社区警务工作现代化转型的有效实践。标准地址二维码所具有的定位价值、管理价值以及普法价值将大大提高社区警务工作效率，有效缓解基层警务工作庞杂、警力不足等现状，同时也将增进社区警务人员与居民间的沟通与交流，将社区建设成为“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